MPA教育中的技术、价值与职业化

Ｇ 环境管理

最后,分析与管理不断变化的环境,对所有管理者来说都异常重要。由于人事、财政、组织、方案、系统、政治管理等都包含环境成份,因此,环境管理技术与已经探讨过的六种技术密切相关。对ＭＰＡ学生而言,除了关注我早先提到的政治与经济环境(与公共预算、财政管理、政治管理有紧密联系)之外,还应该注意环境中的法律、社会和文化等组成成份。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。首先,学生应该学会审视环境(在战略管理中强调过)及评估环境(在项目分析与评估中也提到过)。其次,他们还必须学会管理公共关系,以促进其所在组织及其负责的项目不断发展,并能处理政府间、非盈利性(非政府)组织间、商业公司间、媒体间、公民与社区团体间的复杂关系。

以上提到的七种管理技术,只是我的观察和建议。应该说,还有别的理论可以支持这些技术的应用(例如,行为科学知识在人事与财政管理中的应用)。学生不能忽视技术背后的概念与知识。对ＭＰＡ教育来说,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方法不可或缺,因此,这些技术相互之间也应该紧密联系(例如项目管理与财政管理)。
二、ＭＰＡ教育中的伦理与价值

除了管理技术外,ＭＰＡ教育还应包括伦理价值教育与培训。由于分赃制存在腐败和授权不公,而且给社会和公众带来了很大危害。为遏制这些不良现象,作为一种理论研究,公共行政管理专业应运而生。1883年,彭德尔顿(Ｐｅｎｄｌｅｔｏｎ)法案引入了公务员制度,其目的是保护公务员,使其免受政治损害并能追求公共利益。20世纪60、70年代以来,出现了大量的政府腐败、宪政危机,这促使关于伦理中的利益研究一直呈上升趋势。公共行政管理研究者认为,伦理价值与道德教育对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的作用非同小可。他们认为,公共行政管理的竞争能力,应该建立在技术职能与道德判断的基础上。

尽管伦理价值中存在利益,但是,研究人员仍认为,在大多数公共行政管理教科书中,伦理一词并未得以详尽阐述,而且ＭＰＡ课程中的伦理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。首先,鲍曼(Ｂｏｗｍａｎ)和他的同事发现,虽然一些教科书上有很多关于价值和自我负责的解释,但事实上,这些教科书根本没作任何实质性的解释。李(Ｌｅｅ)认为,有两个原因致使伦理教育还未成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常规课程:其一是伦理教育被错误地理解为教学法问题。由于教学法不能像伦理教育那样,赋予职业必要的工具,以解决存在于义务、权威和责任中的价值模糊等问题。因此,被误解的伦理教育就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使命了。其二是伦理教育引发了三种道德行为的竞争范式———做正确的事、做好事、做无害的事。例如,一个公务员应如何行动,如何给行为者下达多种命令,并且要求其处事果断、细心、公正。由于这三种范式之间存在竞争及可替代性,所以行为者在行动之前必须作出选择,而这无疑增加了伦理教育的难度。为澄清伦理与价值问题,范·沃特(ＶａｎＷａｒｔ)阐述了公共部门价值的五种来源:(1)个人价值,如诚实、一致、连贯、互惠;(2)专业价值,如ＡＳＰＡ的伦理准则、服务公共利益、尊重宪法与法律、个人清正廉洁、促进伦理组织的发展、努力提高专业水平;(3)组织价值,该价值受组织健康、设计及领导风格的影响;(4)法律价值,包括规定公共机构、公共职员、全体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的政府宪法与法律;(5)公共利益价值,如支持系统治理、代议民主、通过联邦制、保护及颂扬个人主义,以实现政治权力分离,保护宗教作为个人权利,而不是作为普遍性的生活方式,或相对的资本主义形式而存在。

鲍曼(Ｂｏｗｍａｎ)、伯曼(Ｂｅｒｍａｎ)、韦斯特(Ｗｅｓｔ)也提出很多有关伦理的原则及问题。这些原则及问题包括:(1)功利主义伦理———什么行为能给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?(2)比例性伦理———决策将带来什么好处和坏处,是否好处胜过坏处?(3)公正理论———该行动是否不偏不倚地应用于每一个雇员及每一个组织单位?(4)专业伦理———我是否能在我的同事面前清楚地阐述我的行为?(5)权利伦理———我的行为是否剥夺了他人应受到尊重的权利?(6)组织对个人的伦理———该行为是否与组织伦理保持一致,并且不与个人伦理冲突,基于组织的考虑是否压倒了个人的利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