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正在接受或准备接受MPA教育的人士而言，MPA教育对人生、对职业意味着什么？作为登陆MPA殿堂的第一课，学院专门为新生举办了对话栏目。本次活动邀请到了几位具有国外MPA教育经历的成功人士和公共管理学者，就“中外MPA教育比较”、“MPA对人生职业发展的意义”、“怎样成为优秀的MPA学员”、“MPA学习收获与应对工作中的挑战和机遇”等问题进行了对话，并以开放、互动式论坛的形式与MPA新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。
薛澜：从第一批MPA入学典礼的第一天，我们发现大家对MPA的理解，更多是从书本或从网上查到的一些材料。但中国有句俗话“百闻不如一见”，我说，“百见不如一干”，“一干”就是去亲身体验，中国目前还没有培养出第一届MPA.我们从开始邀请一些原来学过MPA的、现在从事公共管理部门工作的公共管理者，来介绍学了MPA以后的一点体会；同时和大家做个交流。现在开始请各位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原来的工作的情况，读MPA的简单体会及目前的工作情况。
孙永福：我在外经贸部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交流中心的主任，10年前到肯尼迪学院读MPA.那时我只是一个处长，去美国之前也在交流中心工作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只是读完MPA以后工作担子更重一点，从处长到副主任到主任，就这么点变化，至于体会，等大家介绍完我再谈。
向欣：我在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工作。1999年中组部选派一批司局级干部去哈佛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，也是MPA的一个外围项目，回来以后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，目前在国家外经贸委负责国内的商业流通体系建设、市场建设方面的工作，现在更侧重于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领域的工作。
杨扬：我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局长，1988年在肯尼迪学院学MPA.做过很多工作，曾在比利时中国驻欧盟使团当过外交官，90年代初，肯尼迪学院毕业后，在一个公司作了4、5年的老总，而去肯尼迪学院读书前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。
袁岳：我目前担任零点调查公司的董事长，在司法部工作过将近5年，92年开始下海创办这个公司。我是2002级的哈佛肯尼迪学院的MPA学生，读的是mason 项目的MPA，也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MPA项目。
薛澜：从工作背景来讲，向司长与杨局长可能在政府部门，老孙属半个NGO，但有政府背景的NGO，袁岳属企业，所以从你们各自的工作背景、不同的组织机构来看，对你们的工作来讲MPA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，MPA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
袁岳：说到MPA，首先要讲到什么是public，什么是公共的问题。公共分三个层面。第一，问题分公和私。有些问题是公的问题，有些问题是私的问题；第二，处理问题的方式分为公的方式和私的方式。第三，公的问题中间又可以有公的机构和私的机构。大概可以这样理解：一、公的问题可以由公的机构来处理，也可以由私的机构来处理，不是说公共的问题只能由公共的机构去处理，有很大的一部分公共问题是由私人机构或NGO来处理的，一个社会中间只有那种必要的、没有人愿意去理的才应该由最公共的机构去处理，即使是私的问题也有可能由公的机构去处理。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就是典型的用公的制度处理私人的问题。二、讲到公的机构和私的机构时，首先有个公的方式和私的方式，我国最不发达的是公共管理的方式，比如说关系，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关系，但中国的关系通常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。因为它的定位有问题。中国通常把关系用于私人目的，我们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换中间我欠了你什么，你欠我什么，然后我就让你为我做事，即使你当了官，你 在公共的职位上，还是把这个资源用在未知的服务，这是个普通理念。所以以前陈希同的犯罪，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，会不会犯事？概率也许还是很高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方式是私的。我们很少看到有两个很好的关系的人去商量怎么去资助学生，怎么解决那个问题，或者两人一起去搞个什么环保计划；他们商量的时候尽是怎么你帮我，我帮你。它虽是公共的资源，却用在私的方面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习中要解决什么是公的方式。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在公的中间，国家和民众不是同一个公的概念。也就是说 |
